我的老台北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座標,它就在那兒──在麥田咖啡、安和路,以及那些模糊的未來與等待。

文/張大春

聽說過四年級、五年級、六年級、七年級,或者是八零後、九零後、X世代、Y世代……這些名詞吧?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分別世代的說法,是出於趨勢專家詹宏志的文章,但他用的字眼是「四字頭」(民國四十年代出生)。雖說率先拈出,卻也沒有因此成為習慣 。直到十多年後的二十一世紀初,無論什麼場合,你都會聽到有人說「那些四年級的」,此時,不只是「字頭」變成了「年級」,「四字頭」的人也已經變成「他者」,帶些令人感覺礙眼、討厭、怎麼還不走開的味道。

 

四字頭的混到八○年代才當兵算是晚的了。我是在1983到1985之間當的兵,那種很「涼」的教官差使,幾乎每周三和周末都有假可放;一放假我就去麥田。

麥田,咖啡館、唱片行一半一半。在我們那一代人看,「麥田」二字毫無疑問是一個世代的標籤,大約就是我們出生前幾年初版的《麥田捕手》,恰恰在我們兒童到青春期的時候有了中文譯本。看到麥田二字,你若不會想到麵粉或威士忌,而是想到捕手,那麼,你就差不多是「四字頭」了。

 

麥田當時有詹宏志、陳雨航、陳正益、吳正忠、李壽全、羅大佑、陳栩椿、王克捷、蘇拾平……等十個股東,這些人有的在出版社、有的在報社、有的在唱片公司工作。他們都有正職,比方說當編輯、美工、音樂製作人,甚至在那些名字裡面,還有當紅熾熱的歌手。這一群四字頭而比我年紀稍長的傢伙,都三十出頭,都沒把「麥田」這字號當事業來辦,也沒辦了一兩年,大體而言,就是盤下了個在國泰醫院後方、安和路上,一分為二的店面,賣錄音帶(以及剛開始當令的CD),以及我一杯都沒喝過的各式咖啡。

 

我從部隊裡放了假就來麥田混時間,自朝至夕,自昏至夜,好像在等待著什麼發生,而什麼也沒有發生。

 

一推開麥田的玻璃門,我總是說:「聽說你們這裡最好喝的是台灣啤酒。」跟我一起喝台啤的是個美國學者Tom Wilson,專研中國歷代孔廟的從祀制度(從南到北各地的孔廟裡邊,那些配享在孔夫子身邊的人,當代的學者、聖賢,究竟是一個怎麼排名的次序)。我們很快地結交了來自不同地面上的朋友──有些原本認得,有些從未謀面,有些時聞其名,有些一見如故。無論如何,時時隔桌喧呼,好像也沒什麼正經事,但是無意間,我們好像都在創作著一點東西。

張艾嘉的《忙與盲》專輯,是在進門右邊第一張方桌上談出來的,桌邊激烈爭論現代女性生活與情感的是女作家袁瓊瓊,還有剛得了時報小說首獎後來長期投身工人運動的吳永毅和我,當時我們是作詞人,但是我們都得聽初任製作人的李宗盛裁示「專輯唱片的概念」,而當時的「概念」比哥還重要。

 

進門左邊第一張方桌椅背上一度掛著羅大佑忘了帶走的黑皮夾克,不過很快地,夾克就被畫漫畫的老瓊接手穿走了,不過誰也沒計較過。老瓊自己忘在桌上沒帶走的是Pink Floyd的《The Wall》VHS錄影帶,當天晚上被我順手帶回家,也不記得日後還了沒有。

對我而言,最不計較的一個經驗是潘越雲的一首歌:〈一片海洋〉,幾瓶啤酒下肚,我只寫出開頭兩段,就得回營點名去了。只好用圖釘把草稿釘在公告欄上,寫明「李宗盛收」。不知道多久以後,發現這首歌竟然已經問世,兩段歌詞,後面是一連串的「啊!一片海洋」很好聽──即使我的故事根本還沒開始說呢。

 

於我而言,在麥田裡,貫穿著這一切瑣碎的青春風景的,是大鬍子李壽全。是1985吧?我臨退伍,聽到滿城人在風靡《青春差館》就自覺老透了。等待的時光中不免心緒浮躁,也帶著些即將失業一輩子的惶恐,我只有在麥田會覺得稍稍寬心,因為在這裡混的傢伙好像都沒有什麼正業,也幾乎都跨過了三十歲的門檻,而我,還差兩年多──儘管孤魂野鬼吧,畢竟還有些前輩。這是為什麼後來的歌詞裡會出現:「三十歲,我的職業是自由」這樣的句子。

 

當時導演萬仁正在拍《超級市民》,李壽全負責音樂和主題曲,他不在乎我只寫半首歌就算交卷的前科,很認真地在麥田最裡面的一張桌子上跟我說:「你先聽一下Bruce Springsteen。」

 

在前一年裡,Bruce Springsteen剛剛頂風撞擊瑪丹娜的Material Girl,發行了他的大經典《Born In The U.S.A》。我在隔壁唱片區拿了兩張,其中一張給了Tom,我並且問他:「李壽全好像要我寫一首這種風格的東西。」Tom斜斜眄我一眼,用他很流利的中文說:「那你要有點兒良心。」

 

李壽全和我幾乎不討論詞義宗旨,只討論修辭技術,比方說:押韻。他認為:ㄢ、ㄤ也是可以通押的,ㄛ、ㄡ是可以通押的,我在三十多年以後還記得他圈著嘴發出各種聲音,不斷嘟囔著:「很接近啊?很接近啊?為什麼不可以呢?」非常不服氣的表情。

 

但是,當時決定一首歌可以流通、或是不可以流通的人關心的是另外的事。新聞局把我們的歌打了回票,他們認為歌名〈模糊的未來〉太消極、太負面,日後這歌改名〈未來的未來〉公開發行了,知名散文家張曉風還是在報端撰文抨擊,說:現在的年輕人居然看不清楚自己的未來!

老實說:我只能提出一個反證──那時新聞局收發窗口的小姐恐怕也不可能看清楚:多次替唱片公司送件、退件、又送件的年輕助理的未來如何;那滿頭大汗、幾乎跑斷腿的年輕人叫周華健,當時還不到二十五歲。

 

未來是什麼?還沒有等到的時候大概沒有誰能清楚。我接下來參與壽全的專輯《8又二分之一》也是預期之外的事。受邀寫詞的人很多,有吳念真、詹宏志和呂學海。我只記得我所參與的除了〈加州的彩虹〉,還有〈殘缺的角落〉。

 

〈殘缺的角落〉的主角,是壽全在西門町電影街上看到一個坐著輪椅賣口香糖的殘疾人,壽全原始的構想就是要作一首用口琴伴奏的歌。說的是輪椅上那人總是一張迎人的笑臉。賣出了口香糖,他笑;賣不出,他也笑;警察來開罰單,他還是笑。那笑不是喜樂,而是病。原來他沒有不笑的時候,越痛苦,看起來笑得越開心。

我爛漫無知地把這街景寫進了歌裡。完成後,才從漫畫家老瓊那裡得知,故事還有後續的發展──那輪椅上的笑再也看不見了。那人有一天放了一把火,把自己燒了。壽全說:「那麼我們把這首歌寫完吧?」我們寫了第二首,兩首歌名都叫〈殘缺的角落〉。

 

從長遠的未來一丁一點地回憶,麥田咖啡館/唱片行早就消失得比灰燼還徹底。壽全在三十年後讓我們重新聽到那時嘶喊出來的聲音,他的聲音一點也沒變,我也只能說:未來的已經來了,然而,即使扭轉頭仔細回顧,連過去也是一片模糊。

本文摘錄自《我的老台北》,新經典文化出版

作者:張大春

原文刊載於《雲朗‧品味》2021 春季號 Vol.62

下一篇文章